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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09月30日

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能搞政绩工程

专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院士

如果市场都给了国外，国内的核心技术永远起不来，任何核心技术都要经受市场考验

就在《财经国家周刊》5月27日专访邬贺铨院士的两天后，他就带领全国政协“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支撑”调研组赶赴湖南调研，他现在的工作，已不仅仅是他所关注的“物联网”，而是全国的“新兴产业科技”。

各省市的新兴产业正在风起云涌地展开，国家层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正在进行最后阶段的制订，邬贺铨正试图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，将国家的战略性产业与地方发展实际联为一体。

身兼中国工程院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战略研究课题组负责人、移动宽带网重大专项总师、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的专家委主任、三网融合专家小组组长、工程院物联网研究项目负责人等数职的邬贺铨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说：“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是‘战术’也不是‘战役’，而是关乎中国发展的‘国家战略’。”

不能搞政绩工程
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：中央正在制定新兴产业发展规划，地方上也纷纷出台自己的一系列新兴产业目录和规划。你认为“战略性新兴产业”的内涵是什么，什么样的产业才能真正称为“战略性”和“新兴”?

邬贺铨：很多地方都在高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，他们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解是不一样的，希望把什么纳入新兴产业也各不相同，都希望把自己的优势产业纳入当中去。

各地一定不能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当成一种权宜之计，抢一时的风头，既然是“战略”，就是一个长远的，长期的过程，它不是“战术”也不是“战役”，并不是说发展战略新兴产业马上上万亿元的产值就来了。

地方政府要真正按照科学发展观去发展，不能当成政绩工程去做，新兴战略产业也一样，否则上的快，落得也快。

什么是“战略性新兴产业”？从国际上看，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。我们国家也一直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，最近，总理提出来的是“新兴科技”和“新兴产业”的深度融合，既代表科技创新的方向，也代表产业发展的方向。

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具有战略性、先导性和支柱性，符合未来技术发展方向，能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，可以起到强大的产业带动作用，不必拘泥于眼下的“什么算是，什么不是”，但是要防止本来已经产能过剩的产业，打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帽子重新上马。

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要兼顾我国特殊国情，一些产业在国外可能不算新兴产业，但在中国仍然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，例如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很长的时间都不会改变，洁净煤的研究利用需要更多的关注；又如中国很多城市缺水，海水淡化产业具有重要意义。还有就是要处理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就业问题，能显著带动就业机会的产业值得特别重视。
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：怎样让战略性新兴产业真正在地方实现产业化落地，以及成为各地发展的内生动力？

邬贺铨：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，始终存在主体不清的问题。原来很多观点认为，企业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。现在情况有了变化，比如通信产业里的华为、中兴，不仅企业规模进入世界前列，而且创新能力也不比其他同类国外企业差很多。如果企业本身来研发，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要形成产品，进入市场，取得回报。

很多人都说，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，但是他们都没有把市场看作是资源，对市场不够珍惜，认为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。市场可能换不来国外的核心技术，但市场对于培育中国的核心技术却至关重要。

我们当然不排斥国外的产品和技术，可还是要给国内企业表现的机会。如果市场都给了国外，国内的核心技术永远起不来，任何核心技术都要经受市场考验，如果连这个机会都没有，我们的产品如何能成熟？中国的产品不能一生下来就是“洋娃娃”。

很多产业的市场由国有大公司垄断，扶持我国本土产业的发展应是它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国外一些大公司承担了带动本国上游产业发展的使命，过去，我国的一些国有大企业并没有这种使命感，只满足于完成保值增值8%的任务。现在国资委也要求它们负有支持行业自主创新的社会责任，即下游的产业要支持上游的研发和产业发展。

根本还是体制问题。比如推进物联网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应用，一方面搞医疗卫生的不懂信息技术，搞信息技术不懂医疗卫生，需要跨行业沟通，但往往行业间壁垒又很高。很多新技术的应用要做到体制先行，有很多非技术因素要突破还是不那么容易。

“新兴”产业拷问科研体制
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：中国是否具备另辟蹊径，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可能？

邬贺铨：现代的工程技术，不完全是牛顿那个时候，坐在苹果树下看苹果掉下来，就发现万有引力。现代的工程科技需要很发达的工程科技手段、仪器、团队支撑，并不是关在屋里想象就能另辟蹊径。

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积累，基础比过去好，在某些领域，有了创新的机遇。而且由于中国某些方面的特别需求或者说压力，我们考虑的就比别人多一点。

正是因为资源所限以及广阔的市场需求，有些领域我们有可能做出别人不一定能做出来的成绩，很可能产生许多原创的技术。

像电动汽车，因为中国石油紧张，而且家庭汽车发展速度很快，市场空间很大，中国发展电动汽车或混合动力汽车的内生动力就比美国强。别人不走，中国走，很多技术可能就会走在世界的前面了。

但如果说要引领技术革命，则为时过早。要正视我们的差距，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。
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：几乎所有新兴研究和应用，都绕不过现行科研体制这一根本问题。你认为在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，产学研链条能否实现“新兴”？

邬贺铨：这确实是一个老问题。一直以来，研究项目多是研究机构和高校在申请，企业还不是主体，往往产生脱节现象。

脱节的因素比较多，本来人们认为既然是国家投入，特别是产业化前的研发，高校和研究所研究完成后应该无偿提供给企业。但是这些研究单位认为，很多项目的经费国家并没有给足，需要研究单位自筹配套，研究成果的产权也不完全是国家的，不能无偿拿给企业。另一方面，某些企业往往要求研究成果产权独家给我，不要给我同行，以保证我的市场。科研机构则认为你给我这点儿钱，怎么能独家给你，我还要给别人。

研究人员考核标准是能否发表SCI论文，学校、研究所研究出成果，说明研究路线正确，可以发表论文了。接下来如果将这些成果变成产品，工作量很大，而且不一定能写出论文，他们就不一定感兴趣。

企业拿到高校或研究单位的成果，研究能力很强的企业能把它变成产品，但有些企业研究能力不强，就不能把半成品变成产品。
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：也就是说，在成果转让这个环节上存在很大问题？应该如何解决？

邬贺铨：科技成果不是产品，又不是技术，是个半成品。它变成产品要花不少功夫，即便变成产品，过去可以卖很长时间，现在产品更新换代节奏很快，卖一年可能就不行了。而高校、研究所没有转移技术给企业，企业没有能力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。

高校、研究院所和企业在创新链中处在不同环节，高校、研究所不见得能做出面向市场的产品，而完全让企业做创新主体，实力可能不够。

过去我们有一批应用型研究所负责把技术变成产品。研究院所转制后，它们从大院大所变为行业里的小企业，本来是面向行业服务的，现在却把服务对象变成竞争对手了，怎么服务？我们的创新链条有缺失，需要花不少功夫，才能把这两个环节连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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